三岁那年，父母工作太忙，我被送到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八个多月。当我再回到山亭医院时，完全不记得这儿的事了。奶奶牵着我的手回到家，母亲正跪在地上套被子，奶奶晃着我的手催我叫妈妈，我望着眼前这个陌生的房子陌生的女人，感到害怕。奶奶不断催我叫快叫妈妈呀，快叫啊。我慌了，扯着奶奶的手就往外拽：咱走吧，咱回家吧。奶奶说傻孩子，走哪儿去？这就是你的家啊！母亲听了满眼是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更害怕了，死命往外拽奶奶的手：我要回家，我不在这儿，我要回家！
     奶奶被我拽得直趔趄：这什么孩子！一路上咱不是说得好好的，一进门就要叫妈妈的吗？我没话说了，甩开她，眼一闭，嘴一张，头一仰，炸雷一般嚎哭起来。二姐走过来，矜持地扯扯我的袖子：弟弟，别哭了。我往后一缩，反感地挣脱她，仰着天继续哭，直哭了半个多小时……
     不过当晚我就跟家里人混熟了，我被脱得精光睡在父母中间，他们像训狗一样反复让我叫他们爸爸和妈妈，我一声比一声叫得响亮。母亲对我亲了又亲，问我最疼的人是谁，我说妈妈。父亲嫉妒了，也问，我还是说妈妈，第二疼爸爸。母亲问我那第三呢，我说第三疼奶奶，二姐第四，大姐第五……。父亲又问：那小叔呢？我望着天花板，想了半天才说：他是另起一行的。
     父母笑得满床打滚。
     其后若干年，父母还总爱提起我那句“另起一行”来。

 

           二姐六岁就知道顾家了，在外面只要见了好东西总爱往家里带。大院里杀树，一棵棵大杨树被放倒，二姐和其他小朋友就抢着劈树冠上的小树枝，要拿回家当柴火烧。那时候人们做事都很讲原则性，树是公家的财产，连一根树枝都不许别人拿。负责杀树的人就把小孩们手里的树枝夺过来，然后把他们轰开。我二姐劈的树枝最多，抱都抱不过来。那人来夺，二姐就跑。那人就追，一直追出去一百多米愣没追上，最后他把二姐堵在了大院的墙角，得意地笑：嘿嘿，我叫你跑！
     二姐回头见后面是个公共厕所，抱着树枝就钻了进去。那人傻眼了，没法闯女厕所，一时没了主意。他从厕所外墙头上看到里面有一簇树枝头在晃动着，知道二姐心里也着急着呢，索性就在厕所门口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二姐抱着树枝悄悄走到门口，一探头，见那人在不远处抽着烟正冲她笑着，赶紧把身子又缩了回去。
     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二姐再次探出头来，那人还在。二姐无奈，只好硬着头皮返回厕所。
     直到天色渐暗，二姐再次探出头，发现那人不见了，左右环顾，确定那人真的走了，二姐这才走出厕所，使劲换了几口气，抱着树枝拼命往家跑。还没跑到家，二姐远远地就冲着家门口的母亲喊：妈，咱们家有柴火烧了！
     等二姐把怀里的树枝如释重负地往地下一撂，母亲二话没说，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。原来那人在厕所外堵不着二姐，就拐到我家告了二姐一状，那时候父亲右派的帽子还没摘干净呢……

 

          一部电影《刘三姐》让整个山亭镇都处于癫狂状态，片子在山亭礼堂只放两天，听说排队买票都差点挤死了人。凡是看过的人都神魂颠倒的，无论走哪儿都“多谢了”“笑死人嘞，哎了了啰”地唱着，你路上要是看到一个人没哼《刘三姐》都会觉着这个人是神经病。我们小孩最爱撇着嘴学那个狗腿子了：“你头顶着莫老爷的天，脚踩着莫老爷的地……”。没看上的人呢，也整天神魂颠倒的，脑子老幻想着刘三姐应该漂亮成啥样呢，意淫着，也挺美。
      当时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步行七十里到我们山亭看《刘三姐》，没买上票，急得爬上了山亭礼堂两米多高的墙头，礼堂的墙头上用水泥砌满了碎玻璃碴子，这女人爬上墙时，两个胳膊已是血肉模糊，她若无其事地猫在礼堂外，隔着一侧的门缝看完了《刘三姐》。电影放完了，女人的上衣和裤子也全被鲜血染红了。她毫不在意，到山亭医院包扎的时候，脸上还是志得意满的胜利者模样。
     父亲那时候最爱让我们猜一个谜语：你妈妈，打一部电影，是什么？快说！
     刘三姐呗。我慢条斯理地回答。都已经问了六遍了，还有什么好猜的？
     每每我说完答案，父亲总是踌躇而含蓄地一笑，阿牛哥般扭身而去。
     我母亲排行老三，也姓刘。
 
           父亲有一大爱好就是送礼。他送礼不是给上级，而是亲戚朋友邻居什么的。他也不是逢年过节才送，常常是吃完晚饭，突然心血来潮想去朋友家坐坐，备上几包点心和水果拉着母亲就去了。父亲是很有些名气的医生，慕门来看病的老乡很多，父亲义务给人家诊病不说，还请人家在家里吃饭，甚至还留他们在我们家过夜。病怏怏的老女人一咳嗽就是一夜，还把鼻涕抹在我的床帮上。他们走了，父亲还拿出平时都舍不得给我们吃的糕点送给他们，简直把我气疯了。
      父亲种的葡萄熟了，他会分成二十几等份，派我和姐姐们挨家挨户地往邻居家送，一家平均还分不够两串，他就把一串劈做两半，我觉得丢人，不去送，他说多少是个意思，让大伙儿尝个新鲜嘛，我就去了。我们家的香椿树长嫩叶了，大院里每家每户第一时间就可以吃到，等我们自己吃的时候已经是第二茬的大叶子了，凉拌已经不香，只能挂糊炸着吃。父亲的人造革提包里总是装了好些糖块，那些糖没我的份儿，那是专门给陌生的小孩预备的，出门在外要是碰上同事或者病人的孩子，他会蹲下来抓一把糖块来哄人家。
      当然了，也有很多人给我们家送礼，有时得了稀罕物，腊肉黄花鱼菠萝罐头什么的，母亲就藏起来，柜子顶上或者床底下，可还是总能被父亲找到，转手又偷偷送人了。母亲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又哭又闹，隔着墙我们就听父亲床头温言软语地劝母亲，一劝就是一整夜，说什么再不瞎送礼了，还写保证书什么的。可家里一旦再有了好东西还是进不了我们的嘴，不知又便宜了哪个不靠谱的人了。
     父亲如此爱送礼，却绝非那种不会过日子的人，相反他在生活上极节俭，一条皮带他系了十八年，一副塑料眼镜戴了二十多年，好几处都缠满了白胶布。为省钱他从不进理发馆，都交由我母亲打理，我母亲理发酷似行为艺术，总是灵感多多，每逢理完发那几日，父亲一出门便会在大院里引发不少窃笑，母亲耿耿于怀，父亲就宽慰母亲：刚理完都这样，等过几天长出来就好了。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没有过吊里子的中山装，冬天就把单层的中山装套在对襟大棉袄外面，鼓鼓囊囊的。他给几百人的医士培训班讲课，脚上穿的竟是姥姥缝的毛窝，走起路来像拖了两颗地雷，真可谓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
     每当母亲炒完菜，父亲就会拿碎馒头去擦锅上的油底子，直至锅被擦得锃亮，他说馒头就着锅底子油吃最香最有营养了。有一回我们家喝面疙瘩汤，我刚喝一口就吐了，接着大姐二姐也噗噗声不绝于耳。咋这么苦呢？我们开始找原因，盐放多了？汤烧糊了？面过期了？……都不是。最后父亲不好意思地招出了实情：原来为了节约水资源，他把昨夜热水袋里的水倒进了汤锅里……